（本文作者孫文華，上海市長三角科創產業金融服務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12月10日至11日在首都北京隆重舉行。回顧2025年，面對國際形勢的波詭云譎和國內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經濟政策的協同發力顯得尤為關鍵，以應對錯綜復雜的經濟環境。

一、三駕馬車重新布陣

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出口、消費與投資”，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穩健增長的核心動力。根據海關總署最新發布的貿易數據，2025年前11個月，我國貿易順差額已飆升至1.08萬億美元，這是中國貿易順差在歷史上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這一數字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是2019年水平的兩倍。在當前國際形勢動蕩的大背景下，這一成就凸顯出我國出口市場的強大韌性和穩健發展態勢。

然而，我們也應冷靜認識到，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在2020年擁有14.1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18%，擁有全球無可比擬的內部消費市場。自90年代加入WTO以來，我國依靠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和市場的全面開放，迅速崛起為世界制造業大國。工業化進程有效推動了城鎮化發展，各類經濟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為城市的繁榮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我國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激增至2024年末的67%。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群體差異、公共服務差異”，不僅成為本輪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塑造了我國獨特的經濟結構化市場需求。例如，城市擴張帶來的“城市病”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健康問題、食品安全和生活成本上升等，使得鄉村的價值越發凸顯，成為健康、生態、有機的象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深挖經濟潛能”置于首位，正是基于對我國巨大市場潛力和內循環戰略地位的深刻把握。

會議提出，要從供需兩端發力。深挖內需、促進消費已成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兩大宏觀政策工具協同

為充分釋放內需潛力、激發消費活力，提升貨幣流通效率至關重要。根據費雪方程式，在貨幣供應與商品價格保持穩定時，加速貨幣流通速度對擴大總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為兩大核心宏觀工具，其協調配合至關重要。

會議強調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突出“政策扶持”與“改革創新”雙輪驅動。一方面，財政政策積極作為，2025年中央本級支出預算擬安排43545億元，同比增長6.9%，體現了支出強度的提升；貨幣政策保持適度寬松，中國人民銀行發布11月金融統計數據。截至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336.99萬億元，同比增長8.0%，為經濟復蘇提供了穩健的貨幣環境。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同步推進，包括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等，旨在打破制度壁壘，增強增長內生動力。兩大政策工具協同并進，形成穩定與活力的良性循環。積極的宏觀政策為改革提供了緩沖與空間，而制度性改革則提升了政策傳導效率、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共同筑牢了經濟長期發展的基礎。

政策協同的效果，進一步體現在對實體與人才的雙重投資上。會議將“投資于人”提升到與“投資于物”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重在鞏固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當前我國在科技創新、城市更新、“兩重”建設等領域仍有巨大空間。在貨幣政策方面，通過統籌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債、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多元資金，推動投資平穩回升，支撐經濟持續向好；投資于人，則著眼于發展的根本，通過賦能于人激活內生動力。這要求財政加大對教育、就業、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入。會議部署的“增加普通高中學位”與“擴大優質本科招生”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前者促進起點公平、提升勞動力素質；后者面向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戰略亟需領域進行精準擴招，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儲備人才。這不僅短期擴大了公共服務供給，長期更有助于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

三、市場主體活力進一步激活

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從高速增長模式轉向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我們不僅保持了穩健的增長速度，更將發展的重心轉向了提升品質與優化結構。按照2025年全國兩會上的公布，設定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預期目標約為5%。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同時強調了構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重要性，標志著政府在市場中的監管職能更為明確，近年來反腐倡廉的力度不斷加強，不敢腐、不能腐的機制日趨完善，權力行使被嚴格限制在制度框架內。在這一大背景下，民營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將持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會議著重提出要消除各類市場準入的不合理限制及隱性壁壘，深化整治招商引資、招標投標等領域的頑疾，旨在糾正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內卷式”惡性競爭或地方保護主義，為所有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企業，打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唯有全面“放松”，才能為全社會減輕負擔，激發創新創業的無限潛能，讓眾多企業家和技術人才敢于行動、勇于創新。

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這對有為政府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地方政府需根據本地實際，創新有效的消費市場，制定符合市場需求的規則，進行政策引導和市場引導。在質量管理方面，特別要關注企業管理質量的提升，對企業的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服務/產品質量管理等關鍵環節制定標準，進一步提高企業整體管理水平。例如，可以積極引導建立“企業教練”這一新型專業服務行業，利用閑置的中年中高層管理人才，與高科技創業群體相結合，不斷提升企業的管理效能。

綜上所述，以實現“挖掘經濟潛能”為終極目標，通過“政策與改革”提供動能、通過“放管結合”優化環境，將資源精準配置到“物”與“人”兩大支柱上，而這一切戰略的有效執行與最終成功，無不建立在“苦練內功”、強化自身的堅實基礎之上。唯有系統把握、協同推進，才能推動經濟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行穩致遠。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協創中心城鄉產業金融研究所助理楊笑顏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