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能源網&華夏光伏（公眾號hxgf3060）獲悉，7月21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發布，明確提出要“深化能源管理體制改革，建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

       《決定》指出，要優化居民階梯電價、氣價、水價制度，完善成品油定價機制。針對能源電力價格市場化不夠的問題，《決定》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

價格改革，是能源領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事關雙碳進程，更關系到新型能源體系的建設。

我國能源結構要從穩定出力的煤電為主體，過渡到間歇性出力的新能源為主體，包括電源、電網、負荷、儲能等在內的各環節，運行模式都要發生革命性的改變。

要完成這一系列深刻變革，必須充分運用市場的力量，必須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生產關系，而價格改革正是驅動變革的那把“金鑰匙”。

在價格指揮棒下，能源改革將應聲而動、隨風起舞，很多難點、堵點問題將有望迎刃而解。

電價改革：難點有望突破

事實上，電價體系曾是最難動的改革難點之一——在很多人的認知里，電價是只能降不能漲的，尤其是農業和居民電價只能保持全網最低。

然而，當電價改革繞著走時，電價系統也在持續積累著矛盾，表現為積重難返的交叉補貼以及周而復始、難以根治的“煤電頂牛”。在風光能源逐步走向主力電源的新時代，系統性的不適應、不協調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三中全會的最新定調，為電價改革的突破去除了思想障礙——“優化居民階梯電價”的明確表述，鏗鏘有力地傳達出極為豐富的政策意涵：居民電價要改革，方向是更加優化的階梯定價模式。

電價改革的要義，就是讓電力消費者根據價格信息去調整自己的用電行為，讓價格去靈活反應市場供需、體現資源真實價值。

但很顯然，非市場化的、不能自由浮動的居民電價是起不到這兩點作用的。

實際上，在專家層面也不乏呼吁對居民電價進行更加深入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就是其中一位。

華夏能源網&華夏光伏注意到，在近期的一次演講中，周小川表示：從國際經驗教訓來看，價格保護這類做法大多并不成功。比如海外有的國家曾經汽油比水還便宜，某些國家因關心居民做飯問題而對煤油大幅補貼，這類做法都因價格嚴重背離了市場規律而導致發展扭曲，最終都因不可持續而被迫改正。

周小川指出，在中國改革史上，有一些比電價更重要更敏感的民生價格，如糧價、菜價、豬肉價，在放開后并未造成民生困境，反而帶來供需兩旺。

故此，周小川認為：理順電價，可以避免扭曲，調動各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進而大大提高整體資源配置的效率。

周小川的分析和觀點，在某種程度可以部分打消各級政府畏電價浮動如虎、擔心“漲電價會傷及普通民眾和低收入階層”的顧慮。

除了改革居民電價，電價改革更見真功夫的，還有擴大電價的浮動空間，讓電價更有伸縮性。在一個穩電價、降電價更能贏得歡呼一片的大環境下，允許電價浮動、在必要的時候漲電價，是需要改革勇氣與魄力的。

能源轉型是一只需要精心陪護的花朵，而電價改革是不可或缺的肥料。風光有很明顯的低邊際成本、高系統成本特點，推進風光代煤，還要卡死電價只能降不能升，能源轉型就難上加難。

儲能也是一樣，不去適當拉大電價差，儲能也難以具備合理的收益空間。負荷側需求響應也需要一個強價格信號，無論是高耗能的工業企業，還是居民部門，調整用電曲線少了強有力的電價信號是做不到的。

除了可上可下的市場化定價，放眼未來整個電力系統，更加豐富的、反映各類資源價值的電價門類，也是需要突破的改革方向。

比如，為了充分調動抽水蓄能對電力系統的調節功能，給了抽水蓄能容量電價；為了調動煤電讓渡利用小時數改成為靈活支撐性電源，給了煤電容量電價，那么同樣道理，儲能、特高壓以及氣電（即天然氣發電）可不可以也有容量電價？

中國的電價價差本來就不很大，除了工商業光伏配儲能夠通過賺取充放電價差存活下來，其他儲能場景尤其是電源側強制配儲，根本就無法盈利。未來，源網荷儲一體化儲能要真正獨當一面，給儲能容量電價或者其他定價補償機制，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同樣道理，在特高壓輸電通道利用率不足的情況下，一條線路動輒二、三百億元投資，要收回成本其實很難，鼓勵特高壓將風光大基地綠電長距離輸送至中東部負荷中心，也要有一個容量電價機制。氣電遠比煤電更加清潔低碳，且在靈活性方面遠比煤電更有優勢，未來，鼓勵氣電去為風光做調節，有容量電價機制來保障就順暢很多。

氣價改革：從根本上破解“氣荒”

電價之外，另一亟需并且也有望實施改革的能源價格是氣價。

過去幾年間，因某些地方政府對氣價的不當管制和干預，天然氣領域一度矛盾多發，甚至在不同城市和區域演變成了“氣荒”。

比如，2022年俄烏沖突后，進口天然氣價格屢創新高。2022年1至11月，中國進口天然氣均價為630.4美元/噸，同比漲逾32.8%。受其影響，進入2022年采暖季，河北省邯鄲市廣平縣和曲周縣、邢臺市隆堯縣、保定市淶水縣和曲陽縣等多地爆發“氣荒”，忍饑受凍的居民上網求援，一度引發輿論強烈關注。

實際上，“氣荒”的本質并不是沒有天然氣可用，而是高價天然氣到了終端銷售主體——城燃公司后，沒辦法向下傳導價格，民用天然氣價格受到各地方政府的嚴格保護，城燃公司賣一方虧一方，巨虧之下城燃公司只能消極保證。

多地爆發“氣荒”之后，2023年6月，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天然氣上下游價格聯動機制的指導意見》（發改價格〔2023〕682號），政策重點是將居民天然氣價格市場化，也即民用天然氣順價銷售。

按國家發改委2024年初的要求：存在居民氣價倒掛的市縣，原則上2024年底前全部調整居民氣價。其中，36個大中城市應在6月底前率先調價，9月底前全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建立價格聯動機制。

華夏能源網&華夏光伏注意到，據公開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國僅有深圳、福州、烏魯木齊、成都4個大中城市完成了居民與非居民氣價聯動任務，完成率為11.1%。大中城市以外的市縣層面，近兩年完成居民和非居民氣價雙聯動的140個市、縣占全部2154個有自主調價權限地區的比例僅為6.54%，進度不盡人意。

針對當前天然氣順價進度較慢的情況，2024年春季，國家發改委再次進行聯動機制及居民氣價調整政策宣貫，對進展緩慢和存在落實偏差的地區進行了點名批評。

其中，武漢被批未建立居民氣價聯動機制，且十年未調價，矛盾積累較多；云南省未建立居民氣價聯動機制，2023年各市縣均未調整居民氣價；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西等省份聯動機制落地進度偏慢，遼寧省甚至搞居民調價報名試點，以文件落實文件；浙江、福建、山西等省份居民氣價倒掛市縣較多。

國家發改委通報還特別指出，36個大中城市中，南寧、福州、鄭州、廈門、合肥、長沙、杭州市居民氣價倒掛矛盾較大。

除了政策落地難，“三桶油”和城燃公司的復雜博弈也是引發“氣荒”的誘因之一。在中國天然氣市場，上游供應方“三桶油”一直處于強勢地位，易向下傳遞成本；而下游城燃行業因對終端用戶信息具有壟斷性，也不乏打著供民生用氣的幌子，從上游獲取低價管制氣調配給工業用戶牟利之舉。

從根本上解決“氣荒”，更需要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上發力。目前，盡管國內天然氣正在向市場化定價過渡，但在整條產業鏈中，上游氣源基本壟斷在“三桶油”手中，氣源價格只是部分放開；下游城燃企業獲取氣源的管輸成本則由國家管網控制；到用氣終端，居民用氣價格由地方政府監管。

氣價“倒掛”，傳導不順，背后反映的是國內天然氣市場“計劃”與“市場”雙軌制的固有矛盾，以及政府、上下游企業、終端用戶之間復雜難解的利益平衡。只有讓天然氣回歸最基本的商品屬性，如《決定》所指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是唯一可行的破題之策。

結語：突破能源“不可能三角”

無論是電力供應，還是天然氣供應，全球能源轉型都面臨著經濟學上的“不可能三角”——安全穩定、經濟可行和清潔低碳，三者之間只能同時實現兩個。

能源不可能三角

實際上，能源革命的“不可能三角”主要是就短期而言，長期來看是需要也能夠實現突破的。

比如，內燃機代替了蒸汽機，原料還是煤油氣，但是內燃機發電更多了、汽車輪船跑更快了、價格也更便宜了，同時碳排放也并沒有更多?？梢?，“不可能三角”并非完全不可突破。

但是，“甘蔗沒有兩頭甜”，能源革命不是無代價、無成本的，實現能源革命、突破“不可能三角”，需要率先創造條件。

比如，短期內允許電價走高，用更加寬容的電價去為風光代煤創造條件，等完成能源結構轉型，風光規模變大了、有了規模經濟，那時候新能源大規模降電價也更加從容，結果是既保供，又綠色，還經濟。

價格改革是中國能源轉型需要扭住的“牛鼻子”。讓市場來定價、讓價格反應供需，讓價格體現不同電源的資源價值、環保價值，同時積極鼓勵創新，用科技的力量來推動新能源大踏步的降本、提效，更加全面深入的能源改革之路將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