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對伊朗軍事打擊已持續一個月有余，霍爾木茲海峽這條全球能源“咽喉”的通行量暴跌超九成，海灣產油國集體減產，布倫特原油價格被推升至近兩年新高。國際能源署3月發布的緊急報告稱這是一場“史上最嚴重”的供應梗阻，全球石油市場每天面臨至少1000萬桶供給缺口。
這場軍事沖突成為一場對能源供應體系的高強度壓力測試。但壓力測試的真正價值不在于檢驗承受極限，而在于危機來臨時“結構性準備”是否奏效。截至2025年底，我國表觀陸上原油庫存超過12億桶，按照華泰證券發布的研報測算，即使中東進口下降80%，釋放庫存也能維持260天；進口來源從10年前依賴中東的52.3%降至42.3%，陸上管道氣占比提升至約49%，形成“陸海并舉”的供應格局。
并非只有傳統能源領域的未雨綢繆。2025年，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3.99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5%，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首次突破38%，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合計18.4億千瓦，占比達到47%，歷史性超過火電。
十年前被認為“遠水”的投資，恰恰成了當下最可靠的“解渴”之策。我國用十年時間完成的這場轉型，正在這場極端壓力測試中展現出韌性。
短期承壓長期可控
2025年，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仍高達72.7%，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0%，而霍爾木茲海峽正是海灣石油外運的必經之路。這條咽喉要道一旦被切斷，我國能否從容應對？
答案正逐漸清晰。3月下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和中國海油密集召開2025年度業績說明會，給出的回應一致：短期供應無虞，長期有備而來。作為“保供”真正的執行者，這些來自一線企業的判斷比任何宏觀數據都更具說服力。
中國石油董事長戴厚良透露，公司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進口的原油、天然氣僅占總經營量的10%左右，兩大產業鏈能夠保證長期穩定運營。中國石化總裁萬濤坦言，煉化業務面臨較大挑戰，但確認庫存足以保障生產經營穩定。中國海油高級副總裁閆洪濤表示，公司當前仍按既定節奏、任務目標及工作量穩健推進。三家企業三種定位卻指向同一個判斷，這場危機，中國油氣體系扛得住。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國際碳中和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董秀成也表示，總體而言，美以伊沖突對我國能源發展的影響是短期承壓、長期可控。“短期內，油氣價格上漲導致經濟運行成本上漲，產業鏈和供應鏈產生波動，宏觀經濟面臨通脹壓力的風險。中長期來看，我國將加速油氣進口多元化、能源儲備體系健全和完善、節能提效驅動力增強、能源自主與新能源替代能力提升，能源安全韌性持續增強。”
董秀成指出，從具體情況來看，油價暴漲，推高我國油氣進口成本，有可能帶來輸入性通脹，抬升化工、物流、制造業等成本。此外，供應鏈受阻和進口通道受阻，運費、保險費翻倍，供應不穩。
“但我國油氣儲備規模較大，在必要時能夠釋放儲備，可以有效對沖短期斷供。另外，從進口格局來看，中東只是一部分，我國可以繼續實施油氣進口多元化戰略，增加中東以外區域的進口，以分散中東進口市場風險。”董秀成分析說。
中國石油規劃總院天然氣所專家付川分析，若沖突長期持續，原材料進口受阻、海運成本增加，疊加國際油氣價格高位運行的余波傳導至國內，煉化、冶金等領域的影響已經初步顯現。這意味著從工業生產的源頭到終端消費的鏈條上，成本壓力正在逐級傳導。
立體保障網絡托底
長期可控的底氣，來自戰略儲備的厚度。據多家機構綜合評估，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領先的三級石油儲備體系，即國家戰略儲備、商業儲備與企業義務儲備，原油總儲備規模約12億至15億桶，能夠覆蓋全國140天至180天的原油凈進口需求，遠超國際能源署規定的90天安全紅線。更關鍵的是，這個儲備體系仍在持續擴容。
如果說戰略儲備解決的是“油夠不夠用”的問題，真正托底的，是一套經過數十年建設、在危機中被激活的立體保障網絡。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原油進口來源覆蓋49個國家，中東地區進口占比已降至42.3%，較十年前下降10個百分點。天然氣進口的多元化特征更為明顯，來源覆蓋20余個國家，在中俄東線、中緬油氣管道、中亞天然氣管道的加持下，管道氣進口量占比提升至約49%。
國家能源局今年初發布的數據，進一步印證了這套體系的承載力：2025年，我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首次突破50億噸標準煤，原油產量2.16億噸，天然氣產量2620.6億立方米，連續9年增產超100億立方米。84%以上的能源自給率，意味著我國能源生產能夠滿足絕大部分自身需求。當外部供應斷裂，內部生產就是最可靠的“壓艙石”。
壓力之下，我國是否正在將危機轉化為結構性調整的契機？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認為，突發的地緣政治危機恰恰印證了我國堅持“風電、光伏、儲能及電動汽車”這條能源替代路徑的正確性。他表示，我國商業與戰略石油儲備的充足，使得面對短期油價波動具有極強的“免疫力”。而更深層的底氣在于我國能源消費中電力占比已達30%，石油交通用油占總消費的48%，超過一半的剛性需求集中在化工等工業領域。
中國工程院院士武強指出，從“保供”轉向“替代”，從“找油”轉向“換電”，能源安全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這場危機也在加速我國構建新型能源體系的步伐。
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約3.99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5%，約占全部發電量的38%。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合計18.4億千瓦，占比47%，歷史性超越火電。終端消費側的變化更為迅猛，2025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占新車總銷量的比重首次超過燃油汽車，保有量超4300萬輛，每年可節約原油約8500萬噸。這種結構性替代，正在從源頭上削弱石油供應沖擊的破壞力。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推進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實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動。目前，我國已構建起全球規模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體系。從短期承壓到長期可控的轉變，關鍵就在于這個結構性替代的過程。
“這就像在給一棟老房子翻新屋頂的同時，還在旁邊建了一座全新的房子。危機到來時，舊屋頂還能撐一陣，但新房子已經可以住人了。我國用十年時間完成的這場轉型，正在這場極端壓力測試中交出它的第一份答卷。”某不愿具名業內人士說。
“長期看，必須通過新的安全范式保障能源供應。可再生能源不同于傳統化石能源，沒有顯著的資源集中性。全球風光資源分布相對均勻，發展可再生能源可以提高能源自主性，能源安全將推動能源轉型。”中國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石油經濟研究室研究員賈曌說。
重新定義世界能源體系關系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指出，中國在供應鏈上相對穩健，能源轉型帶來一定韌性，但“不可能完全獨善其身”。中國作為制造大國，輸入式通脹是一個成本推動型沖擊，油價每上漲10%，對中國PPI和CPI直接推升影響分別在0.3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
這也意味著未來中國的制造業、出口貿易、海外利益乃至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都在被這場危機以不同方式重新書寫。
當前中東地區沖突持續升級，霍爾木茲海峽、紅海航道通行受阻，國際航運線路被迫調整、運輸成本大幅攀升、全球供應鏈出現劇烈波動，對我國外貿企業形成直接沖擊。
中國貿促會法律部指出，中東局勢升級對我國企業貿易影響呈現“短期沖擊集中、長期風險凸顯”的特點，主要聚焦于能源貿易、進出口物流、市場訂單、結算安全四大核心領域。其中，能源貿易承壓，成本與供應雙重受擾。
對于能源進口企業而言，一方面面臨原油供應中斷的風險，尤其是與伊朗、沙特等沖突核心區國家有長期合作的企業，訂單履約難度顯著增加。另一方面，油價上漲直接傳導至生產端，導致石化、化工、物流等下游行業成本攀升，盈利空間被持續壓縮。
3月27日，硫磺、丙烯、乙烯、純苯價格較2月底分別上漲39%、37%、68%、43%。石化原料成本飆升，正在層層傳導至每一個依賴塑料、化纖、橡膠的工業門類。華泰證券研報指出，亞洲石化產業鏈普遍降負，成本抬升及供給收緊推動產品價格普漲，乙烯、丙烯鏈因需求不足順價受阻，芳烴鏈則根據產品需求韌性不同表現分化。
如果說石化產業鏈的價格傳導是間接影響，那么物流成本上揚則是更為直接的沖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后，超大型油輪運價迅速飆升，海運和保險成本同步走高。有分析測算，物流與航運成本整體上升30%至35%。這些成本最終會沉淀在每一件出口商品的離岸價中。第一財經研究院的分析指出，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受阻疊加能源設施受損，推動國際油價與航運成本大幅上行，并沿著“能源、物流、原材料、制造業”鏈條向全球擴散，形成輸入型通脹與產出收縮壓力。
這些沖擊正在對我國的出口形成雙向擠壓。一方面，生產成本和物流成本同步上漲，削弱了“中國制造”的價格競爭力；另一方面，高油價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外需本身也在萎縮。華泰證券測算，如油價長期處于100美元/桶，我國出口可能出現小幅負增長。
國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熊園指出，總體看，當前我國能源產業機遇與挑戰并存，政策應立足國內經濟現狀，務實進取、保持定力，著力穩增長、擴內需、防風險，也要圍繞油價沖擊、外需波動和外部風險外溢，提前儲備增量政策，尤其是能源、物價、產業鏈、外貿、金融等方面。
危機的影響還延伸至能源貿易的結算體系。中國與伊朗、沙特、埃及等國的本幣結算合作正在深化，這一布局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美元結算的制裁風險，緩解了部分能源貿易的沖擊，但未能完全抵消供應中斷和成本上漲帶來的壓力。在中東沖突背景下，伊朗、伊拉克、阿聯酋等資源型國家為規避制裁與匯率風險，正主動擴大石油人民幣結算規模，市場預計相關占比有望突破15%。
這場危機正在從多個維度重新定義我國與世界能源體系的關系。從制造業成本到出口競爭力，從石化產業格局到人民幣結算空間，我國也將在全球性能源市場震蕩中主動重塑格局。
真正的能源安全，從來不是靠守住某一條海峽、囤積足夠的石油就能實現，它需要一場從生產到消費、從供給到替代的系統性重構。我國用十年時間搭建的這個新體系已經證明了其在風暴中的韌性。
